雒青之：菊花里的刀光
我迄今不明白，日本皇室究竟出于什么原因，選定菊花作為皇權的象征。在我的想象中，菊花是暴烈的，櫻花是柔弱的，后者倒更有詩意。在無法確證的情況下，只好瞎猜一氣：也許菊花外表的金黃燦爛更符合帝王氣象？我注意過，在魯迅、郭沫若、周作人、郁達夫、冰心等作家筆下，櫻花時有出現，而菊花罕見。是他們有意忽略呢，還是心有鄙夷？我不清楚。但有一點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六十年前，日本軍國主義啟動戰爭機器的時候，日本天皇無疑是把菊花雕刻在了戰爭狂人們佩戴的武士刀上。
早些年讀過一本研究日本文化的經典作品《菊花與刀》，美國人本尼迪克特獨具慧眼，從菊花和刀這兩個特殊的意象中發掘出日本文化的內在品質：“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愛美，既蠻橫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適應性，既順從又不甘任人擺布，既忠誠不二又會背信棄義，既勇敢又膽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這一切相互矛盾的氣質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現出來的。”看一看從二戰結束到現在整整六十年時光中的日本，我們無疑應當向本尼迪克特女士致敬，她對日本文化模式和日本民族性格的典型刻畫，至今沒有過時，恐怕也永遠不會過時。說政治與花有什么關系，肯定有人認為是荒謬的，但用在日本身上未必荒唐，菊花作為日本皇室的徽記，代表了至高無上的皇權，菊花和代表武士道精神的戰刀配伍，讓人不由得倒吸一口涼氣，尤其是對日本侵略有切膚之痛的國家和人民，很難忘卻菊花里的刀光、櫻花里的陰謀，是軍國主義的陰影讓這兩種不幸的花朵蒙辱含羞。
我不能說是天生厭煩菊花的。每年秋天我所居住的城市街頭，到處都有販賣菊花的市井走卒，我也偶爾駐足觀賞，然而一次也沒
有買過。我并沒有因為菊花在日本的特殊象征關系而非議一種天然花卉，但很久以前我就因為不喜歡黃巢所寫的那首殺氣騰騰的《不第后賦菊》而對菊花敬而遠之了，甚至到了有點神經質似的對作茶飲的菊花也一概拒絕。想一想這樣的菊花是不是令人心生恐懼呢：“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殺人如麻的黃巢攪得盛極一時的大唐帝國傷了元氣不說，而且也讓腥風血雨中的菊花從此成為眾多人心目中的惡之花。黃巢絕沒想到，他未競的心愿在東瀛日本得以實現。這不知是不是一種歷史的巧合。當年日本派往中國的大批遣唐使，恐怕未必不知道黃巢吟詠的菊花有著多么強烈的政治意愿。在本尼迪克特筆下，菊花與刀代表了日本的兩面性和矛盾性，也代表了日本的不可捉摸性和反復無常性。我和許多人一樣，從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和德國總理施羅德兩人的眼里看到的是不一樣的東西：前者是飄忽不定的，意味著隨時隨地可以出爾反爾，批發著言不由衷的辭令，口善而實不善；后者則目光如炬，堅守道義，表明了內心的真誠和承諾，言而有信，一諾千金。我想如果在全中國乃至全世界作一次民意調查，曾經以一國總理之軀向受納粹迫害的猶太民族下跪的德國會贏得人們的信任，而至今對世界輿論躲躲閃閃連個真誠的道歉都不愿做，甚至不惜抹殺歷史事實的日本則會失去信任，那些眼淚已經流干而仇恨仍在胸膛的慰安婦們能寬恕這樣的日本么？那些飽經日軍鐵蹄踐踏的國家和人民能放心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么？因為無人不知道，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都是在二戰中崛起的戰勝國啊！從六十年前的戰爭策源地到六十年后的經濟猛獸，日本的變化似乎永遠是表象的、外殼的，骨子里仍然躍躍欲試著極強的征服欲和帝國夢。我知道這一切將使日本這朵菊花不僅不能盛開，而且它所隱藏的刀光，必定會讓更多的國家和人民對它所標榜的親善心存疑慮。這也就是日本的某些領導人和政治團體為什缶既不能取信于自己的鄰國，也不能取信于自己的人民的根本原因。
若要問我喜歡日本的理由，可能只有一條，那就是因為這是一個向人類奉獻了作家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畫家東山魁夷，音樂家小澤征爾的國家呀。而要是問我不喜歡日本的理由，何止千條萬條，最不喜歡的就是六十年前在中國大地上橫沖直撞的鬼子們和如今還在為鬼子們招魂的政要們的行徑。說句老實話，我和普通的中國人都沒有刻意要與日本人過不去，也絲毫不覺得普通的日本人有什么和我們不一樣。當年出國潮中，我的朋友就有幾位是東渡日本的，據說在那里也還過得可以，但自從靖國神社成為兩國關系中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時，朋友們的愛國心便早就超過在富士山下安居樂業的閑情逸致了。其中有個朋友還二話不說辭掉了很有誘惑的大公司的厚祿，回到了西北老家。我在平涼工作時的一個同事，如今已經退休了，說起來可能很多人不相信，他至今從未看過任何一部日本影視片，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大街小巷爭看《追捕》、《阿信》、《血疑》等日本影視劇時，他卻一臉鄙視。我問他為什么無動于衷，他不回答，只是一言不發地低著頭抽煙。后來他才告訴我，他的長輩中有多位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他的母親也是蒙受了奇恥大辱的，他這個南京人從來都沒有忘卻當年三十萬大屠殺死難者。恐怖使他清醒，清醒使他仇恨，仇恨使他牢記。盡管他也承認自己拒絕看日本影視劇是一種偏執，但他無法和別人一樣心情坦然地面對那些來自日本的喜怒哀樂的鏡頭。他平時一直在大量地閱讀抗日戰爭題材的作品，像《烈火金剛》、《平原作戰》、《苦菜花》、《敵后武工隊》等書都被他翻爛了。那時我和他常常躲在農民廢棄的土坯房里靠手電筒徹夜看書，常常為他傷心的哭聲而默默流淚。
二戰戰史上有許多經典戰役，我都是通過史書和紀錄片知道的。我常常這樣想，作為一個中國人，你可能不喜歡斯大林的武斷專橫，但你無法不感謝蘇聯紅軍在東北對日本關東軍的全面殲滅；你也可能不喜歡羅斯福的美國式謀略，但你無法不由衷地贊嘆美國人的參戰摧毀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神經。當然，二戰中浴血奮戰的中國人民以三千五百萬生命的犧牲，將最兇惡的日寇打敗了，這是二戰史冊上最波瀾壯闊的一幕。可惜美中不足的是，我們沒有讓日本軍國主義者得到足夠嚴厲和持久的教訓，甚至像天皇裕仁這樣的頭號戰犯都逃脫了審判，而臭名昭著的侵華日軍魁首岡村寧次、731細菌部隊司令官石井四郎也輕易地逍遙法外。這都為日本在戰后六十年來一直沒有像樣地反省過自己的罪責留下了無可挽回的隱患。不說別的，當年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認定的甲級戰犯中，竟然有重光葵這樣的戰犯再次當上日本外相的，更有岸信介這樣的戰犯直接就任日本首相的，這足以說明一個時代的結束和另一個時代的開始都沒有讓日本人從根子上消除軍國主義的思潮和夢想，戰爭的遺毒仍然左右著日本的政治生態和文化生態。作為受害最深的中國，過去幾千年里都是被日本人奉為“老師”的，“一衣帶水”和“同宗同源”的關系使國人直覺地以為“學生”不會打“老師”，其實不然。有一個說法，越是有能力教訓日本的國家，如美國，則越受到日本的正眼相看，而越是對日本低眉順眼的國家，越是被它欺侮輕視。我清晰地記得，為了彈丸之島“竹島”的歸屬權，韓國民眾不惜舉國抗議，更有青年斷指盟誓，以熱血之軀捍衛韓國主權。我們可以想見正日趨強大的中國，對死不認罪的日本少數極右勢力，也當以同仇敵愾的心態，不僅勇敢地說不，而且理當向日本發出一個明確的信號：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寬恕一切由戰爭販子對中國人民制造的侵略罪責。
我是二戰結束三年后出生的中國西北人，對包括抗日戰爭在內的二戰歷史的認識和了解，基本上是源于歷史教科書。當然，日本人自己編的一再篡改了歷史真相的所謂歷史教科書，是騙子們的把戲，沒有哪個中國人屑于一瀆。在我的讀書和寫作生涯中，對日本文化、日本歷史、日本文學乃至日本美術的關注，在數量上是不少的，但常常納悶：如果萬物有靈的話，像日本這樣一個有著獨特文化和自然風光的絕對算得上美麗國度的海洋列島國家，怎么會滋生出視生命如草芥的法西斯主義？怎么會對有恩于它的大陸鄰國有著
那樣慘絕人寰的侵略和屠殺行徑？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經過了六十年的星轉斗移，這個曾經以雄獅鷹隼的兇蠻形象讓中國和亞洲許多國家蒙受巨大苦難的戰敗國，至今仍然以鐵石心腸在各國人民的怒目怒斥怒吼中無動于衷，仍然對靖國神社供奉的惡魔的陰魂情有獨鐘，仍然以一副自傲于受害國家和人民之上的冷酷無情出現在各種場合，仍然以為當年的戰爭機器和當今的經濟大國都具有不可一世的力量。
對于日本這樣一個讓鄰國失去安全感的國家，我們當然需要它的道歉和反省，但我們更需要認清它的劣根和本質。當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和組織敢于對日本說不的時候，當日本政府的頭面人物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對戰爭受害國的譴責、抗議以及這些國家人民的心頭怒火置若罔聞的時候，我們無論如何都應當在提醒日本以史為鑒的同時，更加堅定地表達我們內心對軍國主義的憤怒、憎惡和膩煩。
很多中國人都自以為最了解的國家是日本，大概是受了所謂地緣政治學的影響吧，似乎“遠親不如近鄰”這句樸實到家的話，同樣可以適用于兩個國家之間。事實上，完全不是那回事，歷史上對中國傷害最深的國家，一是日本，二是沙皇俄國。但最令人不能接受的事實是，日本這個向來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東方國家，卻從甲午戰爭開始，比任何列強都更加瘋狂更加邪惡地欺凌中國。特別是從“九•；一八”開始，整個中國都面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恐怖硝煙。可以說從那個時刻起，中國人和日本人在文化上的同宗同源，已經根本不可能讓背水一戰的中國民眾選擇與日本媾合，雖然中國人沒有日本人那種踐踏一切的崇尚武力的武士道精神，但卻也從來不缺少與兇殘的敵人殊死百戰的信心和勇氣。我們今天為之自豪的那些老紅軍、老八路們，很多人都是在抗日戰爭中一戰成名的，他們才不管你刀上的菊花有多么猙獰，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才是人間正道。
今年的高考題目是關于忘記與銘記的，有作文老師事后告訴學生應該寫寫與抗戰勝利六十周年有關的內容，但據我所知，很少有學生這么去寫。要我來寫，我也只能把忘記與銘記合并為一種刻骨的記憶，就是日本人總想忘記什么，而我們卻要世世代代銘記到底：“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作為一個西北作家，我曾多次去過敦煌，發現大批外國游客中，總是日本人的身影最多。據說在捐贈給敦煌研究機構的國外善款中，也屬日本人最為慷慨，這多少讓我打消了與日本游客不相往來的心理。然而，如果僅僅因為如此，就讓我把歷史寫在沙子上，而把捐款人的名字刻在石頭上，是我所做不到的。
我曾經有過與日本游客的交談，這些敦煌文化的崇拜者，應該說都是很優秀的人，他們也都非常痛恨六十年前的侵華戰爭史，其中一位日本老人拿著日本作家井上靖的作品《敦煌》通過翻譯告訴我，他們來這里是文化尋根的，而那些到靖國神社參拜的人，卻是要斬斷文化的根的。我聽后不知不覺間淚水盈眶，心想：兩國人民之間是可以成為知音的，就如同真正的風景是有意邀請任何花朵都來聚居的，而刀光掠走的花影是不能長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