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遇春
中國人向來就有懷舊情結。早在《尚書》里便流傳下來了“人惟求舊”的古訓。不過，同是懷舊，由于時代不同、語境不同，懷舊的內涵也各異。進入九十年代以來，隨著中國改革力度的加大，社會心理裂變，懷舊情緒彌漫一時。九十年代的文學懷舊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紅色的政治懷舊，以紅色經典的流行為標志;一種是泛黃的城市懷舊，以海派文學的風行為特色。前者是政治性的，后者是消費性的，二者互相滲透，彼此合謀，政治懷舊消費化，城市懷舊也染有了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色彩。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國學熱”的不斷升溫，文壇中似乎也開始了新一輪的懷舊熱。雖然紅色懷舊和城市懷舊兩股文學熱潮迄今并未消歇，但顯然已是強弩之末，新的文學懷舊將更多地指向中國傳統文化的回歸，尤其是對傳統儒家文化的心理皈依。在這個意義上，文學懷舊不是指個體的生命懷舊，而是指群體的文化心理取向。文學懷舊是一個時代的文化心理癥候，其中隱含了那個時代的精神密碼。我以為，朱文穎的小說《賈老先生》正屬于隱含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密碼的文化懷舊小說。朱文穎是以海派城市懷舊小說成名的，她的小長篇《高跟鞋》即帶有濃烈的“城市小資”色彩。但這篇《賈老先生》顯得有些不同，同樣是懷舊，不過不再是那種時尚的現代都市懷舊，而是變成了古典的文化懷舊。作者用細膩溫婉的筆觸，在小說中營造了一個充滿了古典韻味的詩境。而在這個古典詩境中，一個傳統的儒家夫子的暮年心境被刻畫得深切入微，沉重中浸透著空靈，飄逸中散發著憂郁。賈老先生的儒生姿態就這樣在小說中被定格成了一個浪漫而蒼涼的文化手勢，那是一種揮之不去的文化感傷。
晚年的賈老先生獨居在一幢臨河的青磚舊洋樓里。他小心翼翼地維護著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形態。他有兒女們送的手機，但從來沒用過;他去過一次超市，但嫌嘈雜擁擠，就再也沒去第二次。他只喜歡去鬧市中的碑林，碑林的濃蔭深處有一個小茶室。他去茶室的路線常年來幾乎是固定不變的，他謹小慎微的走路姿勢甚至也是固定不變的，連他在茶室喝茶的座位也是固定不變的，他喝的茶永遠是固定不變的炒青。他有意無意地拒絕著自己所置身的這個日益現代化的城市，同時也執拗地固守著自己所喜歡的那種有規律的節奏緩慢的古典生活方式。年輕時候當過私塾先生的賈老先生是一個做人規矩、作風正派的典型儒生，他的人生規則是典范的儒生的規則，優雅、謹慎，不怒而威。他理想中的人格，就如同他腳底下的方磚，方方正正，具有規則的形狀。他喜歡直線，不喜歡曲線，骨子里透露出儒家文化性格中的剛毅。
但在這個喧囂多變的商業化時代里，暮年的賈老先生顯得是那么無力，面對現代化的步步為營，他只能退守到邊緣化的小茶室里。他沉醉在小茶室的懷舊氛圍中。他生活在記憶而不是現實里。他喜歡靜靜地欣賞那個女服務員的側影，因為她的側影有一種古代仕女畫的安詳和憂郁。這個女子讓他想起故去的妻子，他對她的欣賞隱含了濃厚的懷舊情緒。所以，當女服務員看流行小說時，賈老先生會暗中生悶氣，而當女服務員喊他“賈老板”時，賈老先生終于大為光火，他甚至氣憤得一時違背了自己的儒生規矩，少給了女服務員三塊茶水錢。女服務員不僅無意中破壞了賈老先生心目中完美的懷舊情緒，而且無意中侵犯了他長期以來引以為傲的儒家文化人格的自尊。然而，儒家理性恢復后的賈老先生又深感自責，他為自己違背了儒家的道德誠信而愧疚不已。可是當他找機會把錢補償給女服務員時，后者的冷靜中似乎隱含了一絲輕蔑，這再一次地傷害到了賈老先生的人格自尊。而對于賈老先生給她送花的舉動，女子則干脆斥罵他“老神經病”，這終于讓賈老先生的文化自尊和理想人格徹底崩潰了，他只能痛苦而絕望地逃回到那個青磚洋樓的老屋里，然后在黑暗中獨自咀嚼無邊無際的生命孤獨和文化悲涼。
賈老先生的懷舊是最后的懷舊，這種懷舊美麗而痛苦、浪漫而絕望。作者既寫出了賈老先生懷舊的詩意，同時也并沒有回避這種懷舊的不合時宜。作者對傳統的儒家文化及其人格是仰慕的，但情感的仰慕并沒有代替理性的審視。如果從現代啟蒙理性來看，賈老先生顯然是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一個拒絕現代文明的“套中人”。但作者既沒有選擇五四的啟蒙文化批判姿態，也沒有一味地迎合時下的文化保守熱潮，而是在情感的沉潛中滋生了理性的認知，從而最終還是宣告了文化懷舊的末路。
